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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?
其实这个很好解释,因为万历时期的大明从上到下,是真的乱。
原本接着隆庆新政的余晖,大明迎来了一代贤相张居正,在万历的前十年里把振兴大明这把火继续烧了下去,但是随着张居正的逝去,万历的心态开始有所变化,虽然在张师傅死后的三年里,万历依然勤政,但是工作重点是加强皇权,把不听自己话的人统统弄走。皇帝作风有点偏,做臣子的自然也就乱了套了。万历的党争就此开始,本来只有齐楚浙三党争斗,后来东林党成型,三方势力都想拉东林党做外援,然而东林党只想独占朝堂,好实现共同的目标。在中央,因为争国本一事,皇帝和东林党斗得是昏天黑地,大批官员被裁撤,但是文官们依旧坚持不懈,因为与东林党为敌,所以齐楚浙三党自然地站在皇帝这边,结果被东林党一一瓦解,可以说就这么个选继承人的问题,争的是朝局混乱,然后对于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,基本上都没有解决。
在地方,万历为了捞钱,派宦官去收矿税,但是派下去的宦官根本就没心思找矿,就是跟老百姓说你们家房子下面有矿,皇帝要给你拆了。老百姓无奈,只能花钱买太平。这种情况在东南愈演愈烈,最后逼得市人运动频发,专门对抗收税官。同时,也让东南的富人对***失去了信任,转而将地产房产转到寺院和藩王名下,来逃税漏税。这就为后来大明财政枯竭埋下了祸根。
其实万历年间的党争非常可怕,可怕到间接促成了后金的崛起。当时女***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往关内销售黑貂皮,因为辽东李成梁已经在位多年,和每届首辅都有勾结,故而李成梁就是关外女真和大明的联系人。李成梁出于对努尔哈赤的歉意以及喜爱(军事天才),所以对努尔哈赤给予了高度的培养,利用他征服其他女真部落和蒙古人,随后东北地区最大的貂皮供应商就是努尔哈赤了,这样一来,李成梁就可以垄断皮草行业,来供养他的家丁武装。但是党争势头过大,以至于李成梁被牵连其中,最后被撤职,努尔哈赤失去了自己的中间商,皮草没得卖,就会没钱,没钱,女***就不会再服从他的统治,于是乎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,努尔哈赤的反叛是因为没钱,而没钱的原因是因为李成梁这个中间商被调走,李成梁被调走是因为明朝党争。
所以这个历史界的主流观点没有问题,国家这么折腾,本来就病入膏肓了,再这么一折腾,就只剩半口气了,灭亡,也就是个时间问题。
万历时期,明朝的灭亡根源就已经种下了
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长寿之君,在位四十多年,却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朱翊钧本事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,因为长兄朱翊釴和二哥朱翊钤早年夭亡,朱翊钧这才登上了皇位,少年登基的朱翊钧权力被架空,由太后和首辅张居正掌管朝政,期间实行了改革以整顿吏治;推行“一条鞭法”;巩固边防使得大明社会一新,国力大增,史称万历中兴
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亲政,这之后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美好了
朱翊钧执政后,由于国本之争等等原因,皇帝和大臣之间关系恶化,竟然导致皇帝不上朝长达数十年这样荒唐的局面,让本来糜烂的朝廷更加雪上加霜。朱翊钧废除张居正改革,使得大明土地兼并更为严重,农民负担沉重而商人富甲一方却不纳税,这是后来李自成起义的根本原因。
万历三大征,战争时间长,消耗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军力,导致后期明朝国库不足,军事力量低下,最重要的是万历时期东北的努尔哈赤已经崛起,但是万历帝没有消除这一隐患,还在萨尔浒之战中丢失了明军在东北的优势,失去消灭女真最好的时机。由此种种,也难怪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了
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,如有出入还请斧正
明亡于万历虽然有些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万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:在本身没有能力打破“皇权—文官”共治模式下,***取了消极破坏方式。
从汉到明,皇帝最怕夺权,由此,武将权力日渐衰微,文官权力日渐高涨。这是历史规律。到了明朝已经形成稳定的“皇权—文官”共治体系。
皇权的主要代表就是皇帝,同时,也只有皇帝能够代表皇权。无论是历史上的后宫外戚还是宦官系统,都是依托于皇帝存在。
(1)“皇帝—文官”系统内部各有各的职责
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,接受臣民的崇拜,敬仰,代表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。文官集团则辅佐皇帝处理具体事务,接受皇帝的领导,忠诚于皇帝。
在这个系统内,皇帝与文官各司其职,共同为帝国的繁荣昌盛努力。
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,文官集团(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为准则的知识分子)的领袖,他不仅要按照儒家的“圣王”标准履行既定的义务。包括参加祭祀,按时上朝,勤于政务,信任大臣等。同时也要充当最高仲裁者,即当文官集团有争论时,皇帝有必要对争论盖棺定论,防止文官的分化。
(2)万历的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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